从2023年9月22日性侵事件发生至今，2年7个月的时间里，全国首例性侵被认定工伤案的当事人崔丽丽历经了刑事诉讼、工伤认定到劳动维权。4月23日，她的工伤待遇案一审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根据法院传票，该案案由为劳动争议。

当天傍晚6时左右庭审结束，崔丽丽一脸疲态地从法庭缓缓走出，她告诉记者，此次庭审法院将择期宣判。

前情回顾：

遭受性侵与申请工伤认定

2023年9月，当时身为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到杭州出差，其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，遭到公司总经理王某的性侵。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断片、应激和自我怀疑后，崔丽丽于当年10月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，与酒店值班人员沟通取证，识破了王某对她可能实施的性侵行为并报警。2024年4月，法庭判决王某犯强奸罪，服刑四年，并赔偿崔丽丽3000元。

被侵害后，崔丽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无法继续正常上班。案发当年4月18日，崔丽丽被公司以“未遵守请假制度、无故旷工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。当天下午，她决定前往津南区人社局，就其因遭受领导性侵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申请工伤认定。

2024年12月，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认定崔丽丽在出差期间遭受领导性侵所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系工伤。公司方不服该认定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7月，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公司诉求，8月判决生效。

自此，该案被称为全国首例“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”。

第一次开庭因伤残鉴定未出结果而中止审理

在崔丽丽成功认定工伤后，公司方面未能补偿她认为应有的薪资待遇，崔丽丽决定继续较真下去。

2025年3月，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，公司支付她停工留薪期等各项工资待遇约113万元。崔丽丽告诉记者，为防止公司方上诉，所以对该裁决提出了策略性上诉，但在她上诉三天后，崔丽丽就收到了法院的通知，公司方也就该裁决提出了上诉。“所以这场关于我的工伤待遇案，我和公司方互为原被告。”

崔丽丽第一次开庭前向记者提供的诉状显示，其诉讼请求为，要求被告前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内工资，及此前未发放的加班费、带薪年休假、未休假工资等近150万元，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此外，崔丽丽还追加诉讼请求判令前公司支付2025年2月至9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约50万元。

2025年9月23日开庭当天，他们准备了200多页的证据，“对方也提供了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证据，比如我在工伤期间休假的规章制度，但法官在庭上要求被告方提交之前的休假制度。第一次庭审主要的争议在于停工留薪的金额和休假制度。”

崔丽丽告诉记者，当时由于工伤劳动能力伤残鉴定结果未出，导致案件中止审理。

去年12月，天津市津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》，指出崔丽丽因2023年9月23日创伤性事件致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，鉴定结论为“伤残十级”。

生活被颠覆：不愿出门不愿社交，还遭受网暴

4月22日，在本次开庭的前一晚，崔丽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自己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那次性侵事件摧毁，需要一点点重建。“事发之后有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都是在回避这个事情，不跟任何人讲，我去医院拿药，也不跟人家说我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说我睡不着觉，我对生活没有任何希望。”

如今，她依然有较严重的躯体化症状。“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我的视频，有时可能录了不下十遍，因为要剪掉一些打嗝、眼睛干涩等躯体化反应。有时候心脏抽搐、刺痛，根本录不下去。”

在努力重建生活的过程中，崔丽丽坦言，“最难的就是恢复社交，我除了维权、发声、治病以及和家人在一起以外，没有任何社交。”她的丈夫也提到，“对外人的信任重建是崔丽丽当前遇到的难题”，崔丽丽原来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，“但现在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社交，这是最明显的变化。”

崔丽丽坦言，“我辛辛苦苦打拼了17年，不甘心职业生涯就这样被摧毁。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都会问问自己这个事情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？创伤已经发生了，能不能在创伤中成长历练自己？”

去年一审第一次开庭时，崔丽丽曾穿上自己被性侵时的衣服参与庭审，“2年前的今天它见证了我的耻辱，后来它变成了我的战袍。”崔丽丽告诉记者，当时的一次开庭引发了广泛关注，但也引来了大规模的网暴，“有人专门写文章，有人专门二创成短视频、疯狂传播。还有在评论区高度统一的水军，我们怀疑（网暴者）系统化、分工明确，让我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。”

崔丽丽一度想要放弃维权，在后续等待伤残鉴定结论的那段时间里，她基本上是处于自闭的状态，不敢看网络，也不敢出门，每天都在痛苦当中度过，也不想去看心理医生，直到后来被丈夫的话点醒，“他说‘你如果就这样放弃自己，你可能永远对不起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为你伸张正义的人’。”

对于网友指责她持续维权发声是为了直播带货，崔丽丽表示，她本身就是销售出身，在性侵事件发生后，她看到直播带货的画面就会应激，“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做销售工作，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了，将来无论我带不带货都是我的权利。”

崔丽丽的丈夫也告诉记者，目前他们已经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，法院正在立案审查当中，“如果可以，我们将会追究网暴者诽谤罪。”

现在，崔丽丽对待性侵的态度也从一开始“觉得很丢脸、痛苦”的回避，变成了“宁可痛苦，不要麻木”的坚持。“看到有类似经历的姐妹也能成功地去认定精神工伤，我觉得我前面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煎熬都没有白费。”

据悉，在崔丽丽事件后，有类似遭遇的杭州女孩刘慧（化名）于2025年2月参考崔丽丽案件申请了工伤认定，同年9月杭州市滨江区人社局认定其精神损伤为工伤。

索赔250余万元，将择期宣判

昨天，崔丽丽工伤待遇案一审再次开庭。崔丽丽表示，此次开庭她仍拒绝调解，提出的13项诉请共计索赔250余万元。这次她整理了将近400页的证据，比上一次开庭又多出近200页，“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伤治疗的病历以及治疗发票，还有10级伤残鉴定结论书。”

昨晚6点左右，经过近4小时的庭审，崔丽丽走出法庭后坦言自己“是比较乐观的”。由于案件为不公开审理，对于庭审细节她不便多谈，她表示，“我们的诉请、质证意见，还有证据都向法院作了陈述，法院会择期宣判。”

她告诉记者，公司方派代表出席了庭审，但并未提供新的证据。崔丽丽在这次庭审中，相比前几次强烈的躯体化症状，表现得更加理智和坚定。“我把我们作为劳动者应该向公司主张的权益都进行了充分表达。我相信司法，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。”

崔丽丽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，关于250余万元的索赔，绝非漫天要价，每一项主张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。其中包含了24个月停工留薪期工资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加班费、未休年假工资，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、后续治疗费用等，均是法律明确赋予工伤职工与劳动者的法定权益。

周兆成认为，这起案件的意义，在于它重新划定了企业责任与劳动者保护的边界。它明确了企业对员工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，覆盖了因公出差、商务宴请等职场延伸场景，倒逼企业必须扛起职场反性侵、反骚扰的主体责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给所有遭遇职场侵害的劳动者，点亮了维权的灯塔，证明了法律永远是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。

扬子晚报